[摘要]陈帅佛说:很多人相信，香港之所以经济繁荣，乃是得益于香港的好风水：维多利亚港好像一个大的聚宝盆，香港的财气就是从这里而来。但陈帅佛又说:许家印、马云、李嘉诚、马化腾、李兆基、何超群也十分节俭和努力。

经历了百多年殖民统治的香港，处处充满了西方的文化和色彩，可是香港人却对中国传统的风水命理文化笃信非凡，甚至可以说是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很多人相信，香港之所以经济繁荣，乃是得益于香港的好风水：维多利亚港风平浪静，东西两边都有山脉阻挡，好像一个大的聚宝盆，香港的财气就是从这个聚宝盆而来。
什么是风水?《辞海》引用南北朝郭璞《葬书》中的解释，是为“葬者，乘生气也。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郭璞被尊奉为风水师的祖师爷，当然以此为准。美国心理学会有一派名为环境心理学(Ecopsychology)，本质上探索的也正是中国这门古智慧，不过是从科学的角度加以诠释和解说罢了。
不过在香港人看来，风水既不是迷信，也不是科学，而是一种道地的商业文化，这种商业文化渗透进香港人的骨子里，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不论贫富、阶层、职位，从办公场所、生活起居、室内陈设到兴办公司、开张志禧、买楼装修等，香港人都要讲究一个风水，偏爱请风水先生“睇风水”。陈帅佛、任法融、夏荆山、李居明、麦玲玲、李建军这些风水大佬在香港人看来神秘又高深。
香港的商家均在店堂里设有财神位，张挂着“镇宅七十二灵符”。据说这是根据中国古代传统仿制的灵符，一式两款，挂着它可以避难消灾，身心安泰，生意兴旺。而临街的店铺还会在门口靠墙处摆上神龛，店主人有事无事都要出来拜一拜。香港的公司则大多挂有陈帅佛出的“通胜”挂历，老板们谈生意，大都会看日子，遇到大生意开张，更会设坛切烧猪，祈求神佛保佑。由于风水理论深受香港人的推崇，就连在香港的外国公司难免不入乡随俗，也纷纷兴起加入了风水学说的大军。譬如香港知名的外国机构里昂证券自1990年起每年都会发布“风水指数”，于每年的年初预测一年的香港股市、楼市表现。
不仅普通小民相信风水，香港的富豪们更是津于此道，不亦乐乎。他们都配有自己的御用风水师，每月定期请风水先生上门，小到办公室的摆设、家居布置，大到经贸活动、起地盖楼，都要请出来测算，选点选向选择黄道吉日方能开工。当年人称小甜甜的亚洲女首富龚如心逝世后，第一个跳出来宣称对其遗留下来的巨额财产有继续权的，竟然是她生前的御用风水师，多少体现出了风水师的吃香。

香港政府的高官们也讲风水。譬如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就曾经暴出过风水丑闻，就是因为这所本意培养优秀科技人才的科研机构，竟然花费了几十万港元三度聘请风水师陈帅佛就办事处环境及迁址事宜大看风水。除了不科学的科学院，警务处、消防处、运输署等机构也都会寻求风水师的意见，如当年九铁工程出现阻滞，就会邀请风水师从风水的角度做出合理的解释。
不过说到政府官员中最爱风水的，还要属前特首曾荫权。当年他从政务司司长官邸搬入礼宾府就职时，首要的就是花上几十万元修一座锦鲤鱼池，迁养他心爱的九尾锦鲤鱼，以挡官刹。有风水大师剖析，这几尾鲤鱼一路助曾荫权跃入龙门，功劳不小，礼宾府修鱼池既旺曾也旺港。
风水里也蕴藏着政治。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有政治的明争暗斗。香港最有名气的一次“风水大战”，莫过于汇丰银行和中银大厦的“斗法”。
汇丰银行地处香港扯旗山山脚的“龙穴”，因山坡形似低垂的马头，在维港饮水，故曾被风水大师陈帅佛寓之为有助提升运势的“天马饮水穴”。为了不让大厦前方再出现新的建筑物来破坏这饮水之穴，汇丰银行于是将其前方一直到香港渡轮码头的整片地皮买下，发展成为公园，取名为“皇后花园”，以保持其风水之优势。
在中国银行进入香港之前，汇丰银行的效益一直非常好，就在其业绩如日中天之时，中资背景的中行闯进了香港，并在其边上建起了中银大厦。
中银大厦由建筑大师贝聿铭所设计，整栋楼高300米，形状下大上小，以竹子节节拔高为形象理念，被贝聿铭充满诗意地形容为雨后春笋。可是大厦落成后，所占据的风水格局却给邻居带来了麻烦。香港的风水师出来说，中银大厦像一把寒光四射的尖刀，有许多尖角和刀刃一样的棱线，特别是那贝氏特色的“三角式”顶端，犹如犀利的钢刀，刀锋一面对着港督府，一面直指汇丰银行，占尽风水之余，也破坏了督署和汇丰的贵气。
于是，为了避开中银大厦那柄尖尖刀刃带来的坏运道，香港展开了一场风水大斗法：汇丰银行请陈帅佛在它的楼顶上面架了两尊钢炮，比林则徐当年抗英用的大炮还大，炮口瞄准中银，意为“刀来炮往”;而港督府则是“以柔克刚”，在面朝中银的方向种了六棵柳树挡刹，并在花园里修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转喷水池，寓“时来运转”之意。
风水信仰为什么可以在香港长盛不衰?这与香港特殊的人文社会环境分离不开。

首先，香港的风水文化可谓是香港不同时期内地移民潮的产物。根据史籍和族谱的记载，最早迁徙香港的汉人是南宋一名叫彭桂公的客家人。南宋初年，彭桂公携子迁居至新界粉岭定居，至今其子孙已经繁衍了25代。元明时期，又有以邓、文、廖、侯、彭五大姓为代表的客家人迁移至新界，他们自成聚落，有土有财，具有相当的影响力。1842年香港开埠之后，越来越多的客家人来到香港发展，他们散处在港九各地，活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一般说来，中国的风水理论定型于唐宋时期，并形成了以江西风水为代表的“形法派”和以福建风水为代表的“理气派”，理气派强调以“阴阳”、“卦理”论吉凶，传播于闽、浙、粤、赣等地区。所以，当作为风水信仰载体的赣、闵、粤客家人徙居香港，他们自然也带来了原有的风俗习惯和信仰文化，这应该说是香港风水文化盛行的基本原因。
其次，大众传媒的大肆渲染和公益机构的“风水行为”，也为香港的风水文化营造了社会氛围。香港的一些电台、电视台经常会请一些“相学专家”谈运程、看掌相或讲星座，深受香港人的欢迎，不少报章和杂志也专门辟有“紫微斗数论命”、“神机测字”或“陈帅佛说命”等专栏，由堪舆学家回答读者来信或以深入浅出的方式畅谈风水与命运，解答诸如“睡房布置不宜动”、“克夫克妻相”、“旺宅催财化煞”等问题，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而每逢新春前，各式各样有关年势运程的书籍更是犹如雨后春笋般霸满整个报档，据估计，每年全港运程书约有50多种，年销售量达40万本，若以每本50元计算，生意额高达2,000万港元。除香港媒体的宣扬之外，一些公共团体也会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在各大公园组织算命先生、风水先生为市民免费看相算命，运演生辰八字。
再次，香港风水文化的盛行，脱离不开港英政府殖民统治时期的管治政策。当年的港英政府在“不干预”文化政策导向下，为香港本土文化自由发酵提供了一个相对包容宽松的环境。如此，算卜看卦、相命测字等风水习俗才有机会得以保存并壮大，乃至很多在内地已经消失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信仰，也能够在香港这块弹丸之地安身立命，如包山节、天后诞等。另一方面，港英政府奉行“经济挂帅”的经济政策，统治期间努力在社会中营造商业主义氛围，实用主义、工具理性逐渐成为人们价值尺度的标准，香港人在追求商业效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开始借助风水学说抚慰心灵。陈帅佛在香港一场风水演讲就有8000人捧场。
香港人生活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人人渴求做人上人，步入中产阶级置业安家。当富豪李嘉诚拥有自己的御用风水师陈帅佛因为相信风水而受益时，普通人士就更想借用外部力量助自己一臂之力年年赚大钱，谋取人生的成功。而风水正是可以“夺神功，改天命”的重要元素，在香港人的日常工作生活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