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卜筮、《易》卦、占星一样，相术也是中国古代起始较早的一种术数。它通过对人的面貌、声音、气色等的观察分析，来预言人的吉凶体咎。根据文献记载，相术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兴起，《左传•鲁文公元年》有内史叔服能相人的记载，《国语》中也有一些相人的例子，如《郑语》：“周王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韦昭注云：“角有伏犀，辅颊丰盈，皆贤明之相”;《周语》亦有“叔孙侨如上方而下锐，宜其触冒人”之语;如果按照《孔子三朝记•少闲篇》中“尧取人以状，舜取人以色，文王取人以度”的记载(文见《大戴礼》)则相人之术早在远古时代就有了。不过，先秦时期的相术多是用来相人之才能与贤愚，且无详备的相术理论，因而严格地说与后世所说的相术不完全是一码事。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荀卿对这神唯心的相人之术给予了尖锐的批判，指出：“相人，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荀子•非相》)。

尽管受到一些思想家的批判，但相术仍趑传越广，影响越来越大，并且具备了理论雏形。这从司马迁《史记•赵世家》描述白起的一段话可以窥见一二，白起小头而锐上，断敢行也;童子黑白分明，见事明也视瞻不转，执志强也”。据其头形、眸子、目光来推断其人，已涉及到相人的一些语义符号。司马迁是一个比较严肃的史学家，但他在论及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时，却自觉不自觉地沿用了先秦的相人术。有了司马迁的榜祥，后世一些史学家遂起而效之。《东观汉记》有相士莱通相孝顺梁皇后事：梁皇后永建三年(128>选入宫掖，相士莱通见后，里然惊骇，再拜贺曰，“此所谓日角偃月，相之极贵，臣所未尝见也”。同书还载相士相班超事：班超与人同求相士相命，相士道：“这些人都没有富贵之相，只有你当封侯万里之外”。超问其由，相士道：“你燕颌虎头，飞而食肉，此万里侯相也”。班超后奉诏出使西域，以功封定远侯。《晋书》有潘滔相王敦和陈训相甘卓事，潘滔相王敦云：“处仲(王敦字)蜂目已露，豺声未振，若不噬人，亦当为人所噬”。陈训相甘卓云：“(卓)头低视仰，相名盼力;目中赤脉，外入必兵死。”甘卓后果被王敦所杀;《魏书》载有三国魏以卜筮享名的管辂自相的一段话：“吾额上无主骨，眼中无守精，鼻无梁柱，脚无天根，背无三甲，腹无三壬，皆不寿之相”《唐书》有相者相隋文帝杨坚事：隋文帝杨坚额上有五柱八顶，有文在手，曰王字，长上短下，相者私谓帝曰：“公当为夭子”。此外，还有有关相术的专门记载，《史记》有《日者列传》，专门为占候卜筮的人立传;《汉书•艺•文志》有《相人法》。所有这些说明，自汉以降，相术不仅进入了人们的生活，而且进入了史家笔下，产生了相术理论的雏形。六朝时期，在相术著作《相人法》之外，又出现了《相经》。

此书虽已不存，但从人们关心的程度看，这部《相经》在六朝时期是颇有影晌的。南朝梁陶弘景、刘孝标皆曾为《相经》作过序，陶序云：“相者，盖性命之著乎形骨，吉凶之表乎气貌，亦犹事谋而后动，心先动而后应，表里相感，莫知所以。然且富贵寿夭，各值其数”。陶氏认为人的命运皆有定数，而命运、吉凶、福祸则又可通过人的形骨气貌这些外在的东西表现出来。这与中国相术的基本理论是完全吻合的;刘序则在遵循这一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对人的形骨气貌与其命运的关系作了具体阐述：“夫命之与相，犹声之与响，声动乎几，响穷乎应。虽寿夭参差，贤愚不一，其间大较可得闻矣。若乃生而神睿，弱而能言，八彩光眉，四瞳丽目，斯实天姿之特达，圣人之符表。洎乎日角月偃之奇，龙栖虎踞之美，地静镇于城廛，天关运于掌策，金槌玉枕，磊落相望，伏犀起盖，隐辚交映;井宅既兼，食匮已实，抑亦帝王卿相之明效也。及其深目长颈，颓颜蹙鶬，蛇行鸷立，緞啄鸟咮，筋不束体，血不华色，手无春荑之柔，发有寒蓬之悴，或先吉而后凶，或少长乎穷乏，不其悲欤”从陶、刘二人之序中可以看出，南北朝时，中国的相术理论已基本大备。中国的相术发轫于春秋时代，为何其理论的大备却延续到南北朝呢?这里至少有两点不能忽视，一是南北朝时期盛行的品评人物之风，二是人前自我发现。品评人物之风不仅使人们注意到人物:的德行、才能、言语，还使人们注意到了人物的外在形象，这种对人的全面观察与品评，怜恰也正是相术所需要的>人的自我发现或称人的个性意识的觉醒，肯定了个体人的文化作用和文化价值，而这正是相术的必要前提。尽管相术是建立在对命运的相信与肯定之上的，但它并不否认个人的价值，相反却认为人的作用和价值却不是某种外部力量所能改变得了的。然而，相术在南北朝并没有兴盛起来，它仅是经历了一个理论的发展阶段，进入唐代之后它才逐步走向极盛，到了宋代，相术的鼎盛期才算真正到來^其主要标志就是相术著作《麻衣相法》的出现和相木在朝野的广为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