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的蜀国丞相诸葛亮足智多谋、神鬼莫测。他能预卜吉凶、呼风唤雨。鲁迅说他半人半神而“近于妖”。其实诸葛亮能有这些本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通晓天文，精于观星占验，也就是占星术。占星术又称星占或星占学。占星术作为古代的一种独特文化信仰，它源起于原始宗教活动，其所反映的天人关系，形成了古天文学的宗教人文内容，并对传统文化和科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星象占验涉及到对天的看法。古人带有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认为天是最高的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并按照人间社会来描绘天界，然后又倒转过来，认为人间社会只是天上这个神灵世界的投影。天上星象跟地上人事一一对应，地上有什么人和事，天界便有相应的星座，人间社会随天上的变化而变化。“国命系于众星，列宿(星的位次)吉凶，国有祸福;众星推移，人有盛衰。”天文与人文相结合，形成了“天人感应”思想或原始“天命观”。根据这种感应，人们就可以通过天文观测以预知人间祸福。《易经·彖传》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在“天人感应”思想指导下，历代统治者极其重视对天象的观测占验，并据以作为统治阶级制定军事政治决策和判定国运盛衰、人事吉凶的重要依据，从而形成了占星术迷信。

《三国演义》中对星象占验的描写特别丰富。诸如荆州牧刘表、曹操、关云长、张飞、诸葛亮、刘备等人的死都有天象显示;在政治军事决策方面，如刘备称帝、蜀吴联盟、诸葛亮设坛借东风火烧赤壁、蜀国北伐中原等等，几乎都附会天象占验为依据。

以诸葛亮“禳星”为例。诸葛亮在五丈原扶病观天文，惊恐万状，谓姜维曰:“吾见三台星中，客星倍明，主星幽隐，相辅列曜，其光昏暗，天象如此，吾命可知!”远在成都执掌司天台的谯周亦奏称:“臣昨夜仰观天文，见一星，赤色，光芒有角(指星体的亮度变化)，自东北落于西南，主垂相有大凶之事。”(《三国演义》第106回)不久，司马懿“夜观天文，见一大星，赤色，光芒有角，自东北方流于西南方，坠于蜀营内，三投再起，隐隐有声。煞惊喜曰:孔明死矣!”(第104回)此前，诸葛亮为了扭转天象，借用“禳星”之术，设坛祈祭北斗以延长人寿。他披发仗剑，步是踏斗，压镇将星，俯伏待旦，经历六昼夜而主灯光亮不灭，故有“三投再起”之兆。谁知最后第七夜魏延闯入，将主灯扑灭。诸葛亮弃剑而叹曰:“死生有命，不可得而禳也!”(第103回)

占星术反映了古人对天、地、人关系的非科学认识，其哲学思想基础是宗教唯心主义天命观。“天人感应”思想萌芽于先秦时期，至西汉时董仲舒将阴阳五行学说糅合儒家纲常理论，还吸取了天文观测的某些科学成果，进一步将天人关系发展成为庞大而系统的思想系统，即“宇宙系统论”。它包括星体命名、星官体系和分野学说，从而奠立了占星术的理论基础。

星体命名和星区体系的构建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早期星体命名直接反映农牧社会的生产生活情况，并与古文字的象形有关，如牛郎、织女、箕(簸箕)、斗(盛酒器具)、奎(大猪)、娄(牧畜之苑)、毕(猎具，带网的*子)、张(逮鸟之网)、翼(鸟翼)、轸(鸟尾)等。有的命名出于古人想像和传说，如东方苍龙的角、亢(龙颈)、氐(龙足)、房(龙腹)、心、尾等星宿，各以龙的一体命名，组合起来，东首西尾，如龙之腾跃于空。自阶级社会出现以后，星名中逐渐出现了帝、太子、后妃(勾陈)、将相等名称;并出现了离宫、大理、天牢、天廪、天厩、天苑、华盖等国家机构、建筑、庄园、器用等星名。房宿四星如马状列而称天驷(马);又以其星体明亮，便于作中星观象授时，为古人所重视，星占家附会称:“房心为明堂，天王布政之宫。”北斗七星位于北极中央天区，以其斗柄机运旋转授时功能而被附会为天帝的御驾:天帝乘北斗运筹于中央，统驭四方、阴阳、四时、五行，成为“七政之枢机，阴阳之元本。”

在天文观测实践中，古人将天空中位置相对不变的星体称为恒星，并据以为背景和坐标，借以观察日月五星的运行规律。古人认为，满天星辰都排列有序地东西向运行，只有北极星不动，似乎其他星辰都在围绕它旋转，“天有此辰，众星环拱。”这样，北极星就以其位居天中而处于特殊地位，成为主宰宇宙万物至上之神的天帝，道家称之为太(泰)一。以北极星居中，包括北斗七星所在的拱极区，就成为天上社会的政治中心，称为紫微垣(中宫)，与地上的紫宫(紫禁城)对应。天帝坐镇中央，伴随有太子，簇拥以后妃(勾陈六星)，有四辅、三师、三公、九卿等辅佐，并形成左右两道环卫紫微帝宫的垣墙等星官机构和建筑，从而组建了一个体系完整、组织严密的天上王国。

早于中央天区形成以前，古人已将全天分为二十八宿的天区体系，既而在中央天区与二十八宿相距较远的天区，又增设太微和天市两垣，并列配付紫微合称三垣。天市相应人间附会为“国市聚会交易之所”;太微为天帝南宫，又附会为“诸侯府第”。《晋书·天文志》称:“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前述诸葛亮所观测的本命“三台星”正位于此。三垣二十八宿形成了庞大而独具中国特色的星官体系。至此，星象占验就可遍及全天。

古人对天区还有周天十二次的划分法。根据岁(木)星十二年运行一周天，自西向东将周天分为十二等分，每等分代表一个星区，用以表示岁星每年所处位置;星象家遂将十二星区分别与人间的十二封国和州郡地域相对应。如十二星次中的“沈实”配对紫、参两星宿，与地上的益州和魏(晋)国相对应，称为“分野”。分野之说提出后，根据天上某一星象的变异，即可借以征兆其相应州国的吉凶;反之，地上某一区域发生灾祸，也可以比附到相应天次的星象上而去找解释。

至于所谓星象占验，就是根据各星宿所对应的人事，通过其出没行踪、运行异常、光度色泽、各星座的相互位置或交会情况，结合其所对应的分野，将其与人事变迁推衍敷陈及于偶合。以二十八宿牵牛座占候为例:牛是最古老的运输工具，其与关津市易关系密切。占星家于是将牛宿六星比附为“天之关梁(水陆交通要道)”。《史记·天官书》引《星经》“牵牛占”称:“其星明大，关市通;不明，不通，天下牛疫死。”耕牛与农业生产有关，又占称:“其星直则谷价平，曲则谷贵，暗而失常则收成不平，细则牛*，中星移动则牛多死。”又根据五星的交会占称:“金、火(星)犯(五星同处一宿，距离近而光芒相及为犯)之有兵灾;水、土(星)犯之则吉。”北斗七星之“斗魁”座称文(曲)星、文昌宫，为主文运之星官。星占说，文星暗，主“科场(科举考试)有事”。“文昌降主贵人出世。”⑤《水浒》传称:开封府尹包公是稟受文曲星之精气而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