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算命术的蓬勃发展

中国算命术数花样翻新，名目繁多，见诸文献记载的各类术数，若是开列一张清单的话，恐怕不下几十种。班固《汉书•艺文志》收录术数家109家，其中天文21家，历谱18家，五行31家，蔷龟15家，杂占18家，形法6家，这其中多数可划归术数一类。就其内容而论，天文21家大多属于星占，五行31家大多属于阴阳五行、堪舆、太乙、遁甲之术，蓄龟15家多是卜笠一类，杂占18家有相衣、占梦、相蚕、耳鸣杂占等，形法6家中则有相人、相畜等。就大的类别而论，则涉及卜签、相术、占星、占梦、堪舆、五行、太乙、遁甲、择吉等二自汉武帝“罢默百家，独尊儒术”开始，汉代就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而儒家是主张“不语怪力乱神”的。但是，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各种术数竟能有如此之快的发展，充分说明术数在当时确实有相当大的市场。

经过魏晋南北朝几一百年的发展演变，术数不仅获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而且有了新的发展二这只要看一看《隋书•经籍志》就可以了:《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各类术数书目，不仅远远超出《汉书•艺文志》，而且在类的划分.上也有新的变化二它除了依《汉书》之例保存“天文”一类之外，把其他各种术数通通归入“五行”类:“天文”类著录的典籍有97部675卷，其中有相当数量属于占星、占候一类;“五行”类著录的典籍有227部1 022卷，其中既有卜笠、相术.、易占、堪舆、占梦、太乙、遁甲等古老的术数，也有六壬、九宫、风角、望气、鸟情、灵棋、拆字等流行于两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术数。值得注意的是，《隋书•经籍志》这种著录方式成为后.来各种正.史的一种惯例，即把占星、占候、望气等归入“天文”类，其他各种术数则全部归入“五行”类.:《旧唐书》、《新唐书》、《宋史》、《明史》大抵如此二即以《宋史•艺文志》而论，“天文”类著录典籍139部531卷，“五行”类著录典籍853部2 420卷，再加上“著龟”类35部100卷，合计多达!02}部3051卷:即使把“天文”类中不属于占星、占候、望气的剔除，其数量也是够可观的了二《宋史•艺文志》记载的术数类书籍不仅囊括了中国古代各种术数，而且还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星命类书籍占有相当大的数量，二是假托历史名人的现象十分普遍。黄帝、周文王、老子、鬼谷子、赤松子、黄石公、张良、东方朔、诸葛亮、郭璞、陶弘景、李淳风、袁天呈等可以与术数沾上一点边的人，都像标签一样贴在术士认为需要贴的地方，颇有拉大旗作虎皮、包住自己吓唬别人的意思:这种现象虽然不是宋代才有，但在宋代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只不过术数类书籍在这方面做得更甚，走得更远而已。

《明史•艺文志》著录的皆是明朝人的作品，不重复此前史书的记载。正是因此，它著录的术数类著作仅有一百多部。仅就数量而言，显然根本无法与宋代相比，但明代的术数类著作却有集大成的性质，如刘基的《灵棋经注》，刘均的《卜着全书》，陈士元的《梦占逸旨》，池本理的《禽遁大全》、《禽星易见》，袁祥的《六壬大全》，杨源的《星学源流》，李钦的《渊海子平》，万民育的《三命通会》，袁忠彻的《古今识鉴》等等，都是在总结前代术数基础上而成的，在明清两代都具有很大影响，其中被术士视为“秘籍”者亦不在少数。

从有关的文献记载来看，长期流行且又产生过较大影响的术数，主要有卜蓄、相术、占梦、占星、易占、星命、堪舆、拆字、扶箕，以及占星与五行相结合的太乙、六壬、九宫、奇门遁甲，兼有占星与占候性质的望气、风角等。这些术数各有自己的发生、发展、演变和衰亡的历程，起源不同，作用不同，影响也不同。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它们都以其特殊的方式发挥过特殊的作用。不论这种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人们都无法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