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心狂儒李贽

作者 黄大陆

手辟鸿濛辟混茫，浪翻今古是非场。

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亦彰。

髡顶逃禅又杂儒，放言横议不粗疏。

世皆欲杀身殂狱，天下何人容卓吾。

这首诗是明末学者冯元仲写给李贽的吊祭诗，它称赞李贽敢于放言横议，手辟鸿蒙，浪翻今古的通身胆识，也哀伤其“世皆欲杀身殂狱”的悲惨结局。查看历史资料，李贽确实是一位狂得无所畏惧，奇得令人瞠目的“离经叛道”之人。在中国，他被社会学者视为晚明思想启蒙运动的旗帜，被诗人们赋予了犹如传说中开天辟地的盘古式的文化象征意义，也被哲人们赋予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之人”或“坐圣门第二席”的崇高历史地位。在国际上，他以一位为真理而献身的“哲学的烈士”的崇高人格形象，被称为“中国人中罕见的典例”。

这样一位具有通身胆识并以“直声震天下”的思想家，在命理上有何特征呢？我们不妨拿他的生辰八字来赏析赏析。

李贽生于1527年农历10月26日戌时，其八字命式为

官 劫 日 杀

丁 辛 庚 丙

亥 亥 午 戌

7岁 17岁 27岁 37岁 47岁 57岁 67岁

大运：庚戌 己酉 戊申 丁未 丙午 乙巳 甲辰

亥水食神当令，因有两个亥水则食多为伤，以伤官为用。时支有戌土印星制伤官，构成了伤官配印的贵格。兆示命主能出仕为官。命局与大运不见财星坏印，也不见财星生官，其为官必然清正廉洁，是个贵而不富之命。八字官杀重重且透干，中晚年又是官杀旺地，命书云：“杀重身柔，声名遍野”，预示命主会名满天下。食伤得用，还会有很多学生和弟子。

此命格之病有四：一是食神只有两个，还不是太多，格局之病不是很重，减少了贵气；二是官居前而印居后，如此则伤官先克官而后才被印制，加之伤与官又是水火之战，食伤又代表思想言论，这显示命主思想新异，口无遮拦，常常与人争长论短，幷因思想言论而招灾惹祸；三是官杀在月处于绝地，在时处于墓地，兆示命主子女虽多但易夭折；四是大运西南，为财星甲木死绝之地，主命主虽贵不富，甚至贫困，且其父寿不长。

《渊海子平·论伤官》云：“伤官主人多才艺，傲物气高，常以天下人不如己，而贵人亦惮之，众人亦恶之。”尤其是在伤官克官的情况下，这种恃才傲物的心性就会更加凸显。官星是代表官方制度和正统道德规范的，以伤官克官，就是破坏传统、反对正统，离经叛道，标新立异。加之食伤又是代表儿童的，此格之人多童心不泯，喜欢用完美主义眼光看世界，而上帝又不创造完美的事物，所以食伤格之人多为理想主义者，不满现实，所追求的事物，常常就是这世间没有的空想的东西。

命局制伤之印又是戌土偏印，而偏印则是代表非主流文化的，所以命主天生就很另类，具有很强的叛逆性格，打小就是个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孩子。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中曾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后来他还在其《自赞》一文中对自己的人格做了如下深度的剖析：“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词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见亲热。其与人也，好求其过而不悦其所长；其恶人也，既绝其人，又终身欲害其人。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借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与物迕，口与心违。其人如此，乡人皆恶之矣。”看看，命主正是命书上说的“贵人惮之，众人恶之”的这样一个主儿。他说他自己“性刚使气，患在坚强而不能自克也”，知道自己脾气臭，但就是改不了臭脾气，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

命局之伤官居于年月，印星居于日时，表示命主早年得不到母亲关爱。符合命书“年上伤官，父母不全”的论断条件，有了早年丧母之象。5岁壬辰年，辰戌冲而打开水库，火土两伤，其母因病去世。甲木父星在亥水中长生，故全靠其父亲赚钱养家。

7岁进入庚戌大运，庚金比肩主事，少年比肩比刚强，其顽劣可想而知。戌土印星当道，学业还算顺遂。流年甲午，偏财父星生杀制身，命主在其父亲这个教书先生的管束下读诗书、习礼仪。人很聪明，一学就会。12岁就时就写了一篇《老农老圃论》的文章，对孔子反对樊迟学农的行为产生不满，小屁孩就敢说孔大圣人的不是了。14岁时读完了《易》、《礼》，改攻《尚书》。

17岁运转己酉，印星透清，化杀生身，虽然利于学业，但格局之病未除，运气还不是很好。18岁乙巳年，财星透出生杀合日元，婚姻大动，次年丙午妻宫临太岁，娶黄氏成婚。婚后独立生活，不得不“糊口四方，靡日不逐时事奔走”，同时还要努力求学，准备科考，完成父亲的心愿。25岁壬子年，合官留杀，清格，命主中举。既然考上了举人，也就有七、八品的小官做了，能混口官饭吃，他认为就对得起家人了。此后，他没有继续参加进士考试，而是坐等朝廷选派，从政就禄。往下的癸丑年印星太重，甲寅乙卯年又是财星制约戌土印星，自然难以获得朝廷选任。

27岁大运为戊申，这步大运跟己酉运差不多，也属于小好之运。申运穿亥，克其中的甲木，有丧父之兆。29岁丙辰年，杀星临太岁稍微增力，命主被委派到河南卫辉府共城当教谕（相当于县教委主任）。本来，他“初意乞一官，得江南便地，不意走共城万里”，心里不情愿，但又“不得不假升斗之禄以为养”，便委委曲曲的服从分配去了共城。第一次上任，他“竟与县令、提学触”，一说话就得罪人。结果，“在百泉五载，落落竟不闻道”，没人买他的账。三年期满后，33岁庚申年被调到陪都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名字蛮好听，其实是一个比芝麻绿豆还小的从八品官儿。这年申金穿克甲木，其父病亡，命主新官上任才两月，就回家守孝去了。35岁壬戌年，服丧期满，回陪都复职。但是印星多了是闲像，故朝里没人管他的事，等了十个月也没被安置工作，无钱吃饭了，便去给人家当了十个月的家教。

37岁运入丁未。本来八字已是合官留杀，再走官运，则官来混杀，格局不清，事业必然不顺，而且还不利子女。这年甲子，子午冲，伤官克官，命主好不容易被安排了一个闲职——北京国子监博士，可是上任没三天，这位老愤青就与秦鸣雷、吕调阳等上司大唱反调，言语冲撞他们，闹得大家不愉快。旋即二儿子和祖父又相继去世，于是便请假回籍，料理后事。38岁乙丑年，丑未戌三刑，墓库开而收官杀入墓，适逢战乱，三个女儿又饿死了两个。次年，他只好将快要饿死的老婆孩子接到北京住。这年丙寅，朝廷给了他一个从九品的“礼部司务”，比国子监博士还掉了一级。为什么官杀越旺反而官越当越小呢？在命理上就是有官混杀的缘故了。所幸命主官瘾不大，能安贫乐道，并废寝忘食的开始迷上了王阳明的学说，一有时间就跑到泰州学派的赵贞吉那里听他讲学，从此“五载春官，潜心道妙”。

44岁辛未年，亥未拱木，暗添财星，当有加薪之喜。时值政府机构改组，国子监的那帮老臣赶紧将命主这个眼中钉排挤出国子监，让他去做南京刑部员外郎。官秩为从五品，看上去是升官了，俸禄也提高了，但跟“弼马温”一职差不多，因为那时候的刑部已然形同虚设，这员外郎就更是聋子的耳朵了。好在命主认识了刑部主事李材，两人一见如故，大把的时间都花在喝酒聊天上去了。

47岁甲戌年，大运转入丙午，杀印俱臻帝旺之乡，实属其一生最佳大运。这年印星并动，经人介绍，命主正式拜王艮的次子王襞为师，成了王阳明的再传弟子，在学术上有了归属。随后的乙亥丙子流年，并动伤官，命主以一副“视天下人不如己”的狂态，和一套惊世骇俗离经叛道的言论，把伤官之矛指向了他的上司们。尚书谢登之、大理卿董传策和汪宗伊等人对他这个“刺头”是既“惮之”又“恶之”，尚书赵锦更是与他形同水火。赵在道学方面颇有名望，而命主平生最厌恶的就是道学先生。赵的名气越大，他就越急，经常跟赵大唱对台戏。

人得罪完了，命主实在呆不下去了，50岁丁丑这年又被人排挤到云南姚安当知府。官级虽然是正四品，但地偏路远，属于非常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没人愿意去的，命主也不想去，他想在黄安住下来以写书谋生。在朋友的劝阻下，命主勉强就职。到任后，他认为“是时，上官严刻，吏民多不安”，故而采取老子“无为而治”的方法，放宽政策，对于民族纠纷，只要“无人告发，即装聋哑”，不扩大事态。每天判了公事簿书之暇，他就去佛寺与和尚们讨论谈经论道。有时还一住半月，就在寺庙内办公判事，甚至还整一个和尚头坐堂审案，搞得人人称奇，个个惊叹。巡抚王凝、守道骆问礼只有对他干瞪眼。在苛政猛于虎的时代，他的“无为而治”的政策犹如一剂补药使老百姓得到了休养生息，发展了生产，虽然有同事告他“无作为”。《姚州志》记载，他“致仕归，囊中仅图书数卷，士民遮道相送，车马不能前进。”可见他的政策还是深得民心的。

53岁庚辰年，辰戌冲，水库开而伤官克官，三年任期已满，云南御史刘维向皇帝举荐他，说他政绩不错，理当升迁。哪知早已厌倦了官场生活的命主一听到这个消息，拔腿就跑，逃进了滇西鸡足山里躲着不出来，称病辞官。朝廷只好让他致仕（退休）。次年辛巳，逢驿马冲动不宁，命主离开姚安后，由滇入川，经三峡，顺流而下，来到湖北黄安。这是他志趣相契的好友耿定理的家乡，早在三年前，李贽便将家眷安置于此。因而，他弃官后，也来到耿家，充当门客兼作耿家子弟的老师。一经安定，命主便读书著述，“手不敢释卷，笔不敢停挥”。写到得意处，“则解衣大叫，作兔起鹘落之状”。唯一不愉快的事情，就是耿定理的长兄耿定向这位以孔子正脉自居的道学先生，对命主不尊孔子的教学方法极为不满，两人时常发生龃龉。

57岁大运转入乙巳。官杀旺地，本是好运，只因巳亥相冲，代表妻子的甲木财星和儿女的官杀就难以相聚了。而且水火冲，伤官见官，必然要生活在是非丛中。是岁甲申年，申亥穿，代表朋友的比劫暗损财星，意味着他会因失去朋友而失财。是年，命主挚友耿定理病逝，这对于李贽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不仅因为失去了这位朋友，便失去了工作，少了一个知音，而且当他与耿定向再起冲突时就没有中间调和的人了。现实正是如此，耿定理一死，耿定向便向李贽施加压力，要求李贽改变他的教学思想和内容，以免使耿家的子弟走向异端。为此，两人展开一场愈演愈烈的口水大战。这是命主第一次公开以“异端”身份向孔孟正统文化叫板。他在文章中大肆攻讦圣道，痛批礼法，猛烈地冲击了儒教社会的伦理原则，在字里行间处处都闪耀着人性与自由的光辉。后人钱谦益曾这样记录那次论辩的影响：“（李贽）与耿天台往复书，累累万言，胥天下之为伪学者，莫不胆张心动，恶其害己，于是咸以为妖为幻，噪而逐之。遂为异端。”

在耿家没法混了，命主结束了家教生涯，来到湖北麻城。此时，其妻女都要求一起回家乡泉州去，但命主“生平最不爱属人管”，若是回家，则要受本府本县官员、宗族家长管，还有各种应酬，迎来送去的，“一毫不谨，失其欢心，则祸患立至”，因此他“宁漂流四外不归家也”。这样，任性的命主便别妇抛雏，将家眷遣送回家，自己则“既无家累，又断俗缘”，跟出家和尚一样赤条条往来无牵挂了。他先是住在维摩庵，后来发现龙潭湖是一处难得的清静幽僻之地，便想在那里结舍定居。没钱建房子，他就给朋友们写信，要求得到“半俸”的帮助，或者是“三品之禄，助我一年”。在好友周思敬等人的资助下，他便于59岁丙戌的印旺之年在龙湖畔的青山上建了一座寺院，称为“芝佛院”。在那尘嚣不染的宁静寺院里，命主感到“幸免俯仰逼迫之苦”，又“无宾客往来之扰，得以一意读书”。

此后，命主天天除了读书外，就是与僧人无念、居士周友山泡在一起谈经说法。他后来回忆说“日夕惟僧，安饱惟僧，不觉遂二十年，全忘其地之为楚，身之为孤，人之为老，须尽白而发尽秃也！”别看他“须尽白而发尽秃”，但其食伤爱美的天性却有增无减，袁中道说他“性爱扫地，数人缚帚不给。裙裾浣洗，极其鲜洁。拭面拂身，如同水浴。不喜俗客，客不获辞而至，但一交手，即令其远坐，嫌其臭味。”

如果他能就此安享龙潭湖的清静闲适，哪子平命理到他这儿就不灵光了。实际上，命主在谈经论道扫地浣裙之余，把芝佛院变成了讲学传道、宣扬异端思想的一个阵地。他不仅陆续写出了一些放言横议的文章和书籍，还在行为上尽显怪异。他虽然落发，但不拜师受戒；虽然出家，但却喝酒吃肉，有时还喝得醉歪歪的在集市上疯言疯语；虽然住在佛堂，但又不认佛祖，反倒将孔子的画像挂在佛堂里面。同时他又宣扬“人人都是圣人”，不必学孔子，并说孟子模仿孔子便算不得是一个男子，即所谓“非夫”。他在讲学传道时则更不管孔子“男女授受不亲”那一套，公然收了一些女弟子，提倡男女平权。一位被李贽称为“出世丈夫”的孀妇梅澹然，她不仅拜命主为师，而且还以通信的方式常常和命主讨论道义与学问，连梅家的女眷也和命主有所接触，这种超越习俗的行动，在那个“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时代里，比现时代在大街上“裸奔”还疯狂，道学家们恨不得活生生吃了他。于是，当地官僚与理学家们的种种非难便如狂风恶浪般向龙潭袭来。这个攻击他“左道惑众”，那个污蔑他“宣淫敗俗”。甚至与说他狎妓，并率僧众进入一个寡妇的卧室乞斋，“卒令此妇冒帷幕之羞”。

对此，命主摆出一副我是伤官我怕谁的架势，坦然宣称自己的著作是“离经叛道之作”，表示：“我可杀不可去，头可断而身不可辱”。他“日入于花街柳市之间”，有的学生挽着妓女来见他，他也粲然为笑说：“强似与道学先生为伴”。遇到峨冠博带的道学先生手拿经书向他提问时，他则把衣袖一甩，说“不如携歌姬舞女，浅斟低唱”。

63岁庚寅年，命主的《焚书》在麻城刻成。这本炸药味十足的书公然否定儒家的正统地位，否定孔孟学说是“道冠古今”的“万世至论”，认为不能将其当作教条而随便套用。他“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他说《六经》、《论语》、《孟子》“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焚书·童心说》），

那些道学家们：“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续焚书·三教归儒说》），“今之讲周（敦颐）、程（程颢、程颐）、张（载）、朱（熹）者，可诛也。彼以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无一厘为人谋者”（《焚书·答耿司寇》）。他说像这些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反倒不如“市井小夫”与“力田作者”实实在在，干啥说啥。他借汉宣城郡守封邵化虎食民的神话传说，指斥当权的官吏是“冠裳而吃人”的虎狼，“昔日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则吞人畜，小不遗鱼虾”（《焚书·封使君》）。在《焚书》中，他还借评点《水浒》，发泄对现实政治的强烈不满。他在政治上主张老子的“无为而治”，反对用严刑峻法和儒家礼教钳制人。

他把王阳明的“良知说”发展为“童心”说，认为童心是人的先天本性，具有判断善恶是非的天赋能力；童心的丧失，是由于后天受到名利私见的习染。人失却童心，便成了假人，人已成假，则无所不假，以至天下至理名言都湮没在假人假事假文之中。他以那毫无伪饰的“童心”，直面现实的人性，突破了传统的各种人性理论的局限，鲜明地揭示了“人必有私”，“无私则无心”这一被道学家们讳莫如深的事实，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假做派，表达出了一种要求把一切人都当人看的人权理念。

他研究《易经》，借助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语言学释义，通过消解宋儒之所谓“无极而太极，是无极中有个至极之理”的先验本体，来打破宋儒家中《太极图》，从元气本体论中开出人学本体论，深刻论证了“人即道，道即人”、“人外无道，而道外亦无人”的人学本体论思想。他主张“道不虚谈，学务实效”，深刻论述了“行不离知”、“知不离行”、“知行相须”的知行统一观，提倡“实学实行实说”，主张以社会功利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他试图将儒释道三教合一。即将王阳明的良知说、佛教的众生平等说，以及他本人的反封建伦理道德、反社会不平等的思想，来一个大融会，大组合。至于如何拯黎民于水火，探求一条益国利民的道路，命主则没辙了，他只有将目光投向那些“冠裳而吃人”的帝王将相了，希望他们当中“有一个半个怜才者”出现，使“大力大贤”的有才之士“得以效用，彼必杀身图报，不肯忘恩”（《焚书·寒灯小话》）。

由于命主的学说呐喊出了人们对现实不满的心声以及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合理要求，所以他的书不胫而走，“一时士大夫翕然醉心，无论大邑通都，即穷乡僻壤，凡操觚染翰之流，靡不争购，殆急于水火菽粟而已。既而《焚书》、《说书》、《易因》诸刻种种渐次传播海内，愈出愈奇，不啻长安纸贵……”工部尚书刘东星亲自接他去山东写作；历史学家焦竑替他公开宣传；文坛巨子袁氏三兄弟跑到龙湖陪他一住三个月；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和他进行了三次友好的宗教交流；许多大城市的学者轮流邀请他去讲学，从者数千。明人朱国桢称：“今日士风猖狂，全不读《四书》本经，而李氏《藏书》、《焚书》，人挟一册，以为奇货。”

65岁壬辰年秋，辰戌冲，坏印星，命主大病（脾胃病）两月。所幸印星在大运处于旺地，虽冲不能坏尽戌土，故能重病不死。

67岁运转甲辰，辰戌冲，损了印星，破了杀印格，命主之大限将至矣。69岁丙申年，有消息说，李贽若不迅速离开麻城，巡道史某（耿定向门生）就要以“大坏风气”为名将其治罪。是年秋，命主到山西，汪可受问他：“先生末后一著如何？”命主答道：“我当蒙利益于不知我者，得荣死诏狱，可以成就此生”，“那时名满天下，快活快活！”

71岁戊戌年，印多得闲，命主“三年闭门”，写作《易因》。初稿完成后，向马经纶请教，得其指点，发现自己的《易因》错误甚多，便将书做了全盘修改，更名为《九正易因》。书成，他说：“我得《九正易因》成，死快矣！”果然，身体疾病日重。

74岁辛丑年，丑辰破，辰戌冲，水库大开，印星损坏，当命主在外游历讲学多年，再次回到麻城时，当地政府视其为“说法教主”，说他“不宜居于麻城”。命主不理睬，官绅们便指使地痞将芝佛院烧得四大皆空，接着再以“宣淫”的罪名，将命主逐出了麻城。

幸好流年辛丑，比劫带着丑土印星来化杀，一无所有的命主，被好友马经纶御史将他接到北京的通州家中。还给他盖了一所“假年别馆”，希望能“天假以年”，让这位年逾古稀的老学者能够写出更多的著作。然而，天子脚下又岂能容得下命主这样大逆不道之人呢，次年润二月，给事中张问达就上疏给万历皇帝，参劾李贽多条罪状，说他罪大恶极，并吓唬皇帝说李贽现在已“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仅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皇帝看罢奏疏，当即批示：着锦衣卫捉拿李贽治罪，他的著作应一律销毁。

75岁壬寅年，寅亥合，食伤不能制杀，丁壬合木，甲寅木财星克坏辰土印星，同时辰戌冲又损坏了戌土印星，如此则格局大破，七杀攻身，大劫降临。当锦衣卫奉旨来到李贽居所时，病弱不堪的命主竟快步走出来，大声道：“是来逮捕我的吧，快给我抬来门板，让我躺上去！”锦衣卫目瞪口呆，只好按照吩咐，把他抬进了监狱。然后，他躺在狱中静候死神接驾，没想到万历皇帝却并没有打算处死他这个垂死之人，打算将他送回老家，让地方看管。他顿时失望了：一个自由的斗士，怎能够被那些狗官看管，过那种生不如死的日子呢？他准备寻机会自杀。

是年三月十六日，一名狱卒为他剃头，剃好以后，命主夺过剃刀，向自己的脖子抹去，顿时鲜血淋漓。狱卒扶住这位年老的犯人，急切地问道：“和尚痛否？”，命主以手指在狱卒手心写道：“不痛”。狱卒又问：“和尚何自割？”李贽用手指作答：“七十老翁何所求？”辗转两日，气绝身亡，完成了他“荣死诏狱”的心愿。

命主去世后，他的著作虽经朝廷几次明令销毁，列为禁书，却流传至今，成为中国古代宝贵的精神财富。他那富于自由精神的思想和新兴气锐的言论，不仅使他成为晚明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思想旗帜和一代思想文化巨人，而且对于晚清思想解放运动、日本明治维新、五四新文化运动都发生了深刻影响。他所倡导的反独断、反迷信的怀疑精神、自由精神和社会批判精神，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探索现代理性的重建之路，仍具有重要启迪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