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头条作者:骑着火箭数星星随着武则天在后宫争斗的逐步胜利，她的政治权力膨胀起来。史书上这方面有明确记载。　　显庆四年(659年)八月，长孙无忌集团被摧垮后，“自是政归中宫”。(《资治通鉴》)　　显庆五年(660年)十月，“上初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资治通鉴》)　　“后素多智计，兼涉文史。帝自显庆已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自此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当时称为‘二圣’”。(《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　　麟德元年(664年)十二月，上官仪被诛，“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资治通鉴》引实录，《旧唐书·高宗纪下》略同)　　上元元年(674年)八月，“皇帝称天帝，皇后称天后”。(《资治通鉴》，《旧唐书·高宗纪》、《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同)　　上元二年(675年)三月，“时帝风疹不能听朝，政事皆决于天后。……帝欲下诏令天后摄国政，中书侍郎郝处俊谏止之”。(《旧唐书·高宗纪》)　　“上元以来，政由武氏”。(《旧唐书·礼仪志上》)。　　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遗诏太子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资治通鉴》，《旧唐书·高宗纪》记为“取天后处分”，《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记为“军国大务听参决”。)　　以上材料说明，上官仪谋废武则天的事情平息以后，20年里，唐高宗恢复了对武则天的充分信任，他俩弥合了夫妻关系中的短暂裂痕。尤其是唐高宗的身体每况愈下，繁重的国事须仰仗武则天果断明敏的才干，两个政治人物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平衡与和谐。武则天接受教训，在夫君面前言行比较检点，不再轻易冒犯黜陟大权在握的皇帝，换来唐高宗对她的信任至死不渝。　　在皇帝的信任下，这期间武则天的政治实力顺利地稳步增涨着，她是怎么做的，从修订《姓氏录》、扩充官僚队伍、组织北门学士和建言十二事等几个方面，就可以明白她用心良苦。　　先说修订《姓氏录》。　　重视门第阀阅，作为一种落后的社会意识，终唐一世还有广泛的影响。出身高门的士族子弟，不少藉婚宦之便，平步青云，经济上也有种种好处。即如武则天、李义府辈也不能不企羡高门的荣耀，热衷于同士族联姻、通谱。唐太宗时代颁布的《氏族志》，偏偏把他们排除在外。对武则天来说，这是她政治发迹史上三大障碍——出身门第、女性身份和曾为太宗才人——中最使她沮丧的一项，所以稍一得势，就迫不及待地要修订《姓氏录》。　　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年)曾依官定族姓的成规，命高士廉、韦挺、岑文本、令狐德棻和“四方士大夫谙练门阀者”刊正姓氏，撰《氏族志》，亲自指示：“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唐太宗继承“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的意识，有压抑一下崔、卢、王、谢等山东、江南衰世旧门的想法，但《氏族志》的修订，还是“普责天下谱谍，仍凭据史传考其真伪”。这批熟悉和维护门阀制度的修撰者跳不出原来的巢臼，所列九等、293姓、1651家仍有许多官职很低的旧士族。即如被唐太宗点名从第一等降为第三等的崔民幹，实际上还是皇族、外戚以下最高的门第。　　显庆四年(659年)六月，长孙无忌刚被贬出京城两个月，另订《姓氏录》以取代《氏族志》的事就由许敬宗、李义府等建议提上了日程，许敬宗等奏请修改的缘由，即“以其书不叙武氏本望”，而“义府耻其家代无名，乃奏改此书。”预修者有孔志约、杨仁卿、史玄道、吕才等，《姓氏录》以后族为第一等，其余悉以仕唐官品高下为准，仍分九等，“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彻底打破了原姓谱的框。抱旧眼光的人把《姓氏录》目为“勋格”，即用为赏军功的规定，认为根本不是传统的定族姓的办法。缙绅土大夫多耻被甄叙，不愿同伍而纷纷抵制。李义府更上奏收焚天下，《氏族志》，强行推行《姓氏录》。于是“百官家口，咸预士流。”都是了，也就都不是了。大家只有姓氏之别，不再分氏族高下，身份较前平等了。　　数百年来，国家用行政手段颁定姓族等级的做法，随着门阀社会逐步瓦解，应该寿终正寝，以利于人才的涌现和社会进步。唐太宗对这已有认识，批判过士族：“不知世人何为贵之!”但还是颁定了那样的《氏族志》，向前走了一步，又退了半步，这正是他开放进步的治国理想和头脑中残存的门阀观念矛盾的结果。唐高宗、武则天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从名到实都是对门阀旧制的一种彻底否定，从此结束了用官颁姓族来维护旧门阀制度的历史，无疑是具有社会意义的变革。《姓氏录》恰在长孙无忌集团被摧垮之同时修订成功，显然也不是偶然的巧合。　　当然任何社会问题，特别是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的问题，都不是一纸诏书能解决的。太宗时代想压抑自矜门第的衰世旧门，王妃主婿除非勋臣不议山东大姓，但魏征、房玄龄、李勣等家犹盛与为婚，致使山东士族旧望不减。李义府步他们后尘，更伪称出自赵郡，与李姓大族通谱，以抬高自己门第。后来李义府一度失势时被李崇德剔出族谱，为其子求婚也被拒绝，因而恼恨，奏改《氏族志》。《姓氏录》颁后四个月，又奏请定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博陵崔懿、赵郡李楷等七姓十家的子孙不得自为婚姻，并不得受陪门财。意在打破这些四海大姓的婚姻圈子，使之逐步瓦解破产。“然族望为时所尚，终不能禁，或载女窃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终不与异姓为婚。其衰宗落谱，昭穆不齿者，往往反自称禁婚家，益增厚价”。依门第高下差别，更多索取财礼。前此，贞观十六年(642年)唐太宗就曾下诏“禁卖婚”，并不见奏效，后来虽“不敢复行婚礼”，犹“密装饰其女以送夫家”。这一场新旧观念和社会势力的斗争，不仅在武则天时代没有平息，还直延续了整整有唐一代。彻底解决是借助唐末农民战争风暴的荡涤。五代起，“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盛唐以来私修谱谍、重视谱学的风气，也因丧失现实的社会价值衰落下去了。此后，除非有新的功名光耀门庭，单凭祖先的高贵血统就能混迹上流社会的便宜，只是破落子弟们难堪的历史回忆了。《姓氏录》的修订，对门第观念的变革，对门阀社会的衰亡所起的积极作用，应给与一定的历史评价。　　再说武则天广树私恩，在官僚队伍中培植亲信。　　武则天为实现雄心勃勃的政治抱负，毕生坚持不懈地用各种手段扩大自己对官僚阶层的影响，不断培植和更新拥戴自己的官僚队伍，奠定了她一生成功的基础。唐高宗在世时，官员选拔升迁制度的种种发展变化，都明显有她插手的迹象。　　贞观初裁抑武德官员，并省编制，朝中文武总留640员，约为隋代和盛唐数字的1／4。但“时选人渐众，林甫奏请四时听选，随到注拟，当时甚以为便。时天下初定，州府及诏使多有赤牒授官，至是停省，尽来赴集，将万余人”。(贞观三年杜如晦也曾言及：“今每年选集，向数千人。”这说的都是全国官员的铨选数字了。可从这每年铨选擢升调迁的人数推知内外官员总数，应已接近后来一万多名定员的规模了。唐太宗一再强调：“量才授职，务省官员。”“官在得人，不在员多。”就是针对官僚队伍不断膨胀的情况而言的。但周隋以来，自打破九品中正制的门第限制，大批新成长起来的寒门出身的知识分子蜂拥进入官场，他们代表新兴普通地主的政治要求，是一股不可遏制的潮流，　　武则天登上政治舞台后，像一下子为他们打开了闸门一样。　　显庆二年(657年)，继承其父刘林甫主持吏部选事的刘祥道上疏告急：“今之选司取士，伤多且滥：每年入流数过一千四百，伤多也；杂色入流，不加铨简，是伤滥也。”他具体分析官员人数：“今内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略举大数，当一万四千人。壮室而仕，耳顺而退，取其中数，不过支三十年。此则一万四千人，三十年而略尽。若年别入流五百人，经三十年便得一万五千人，定须者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人，足充所须之数，况三十年之外，在官者犹多，……计应须数外，其余两倍。”　　显庆三年(658年)，中书令杜正伦亦言“入流人多，为政之弊”。但“时公卿已下惮於改作，事竟不行”。事实恐怕不仅是公卿如何，武则天这时已开始干预朝政，她很自然地成了新进寒门官员的政治代表，有她作背景，大臣们是很难逆这股潮流行事的。以至“乾封以前选人，每年不越数千；垂拱以后，每岁常至五万”。到武则天临朝时选人数字已膨胀到惊人的程度。上元二年(675年)又始设“南选”，以便在江淮以南主要是岭南、黔中铨选拔用人才，也是例证之一。另外，“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的制科，在这时出现，也似非偶然。《唐会要》卷76《贡举中·制科举》以“显庆三年二月，志烈秋霜科，韩思彦及第”为第一条，所以有人认为“正式的制科考试始自高宗显庆三年，武则天创制的动机是为了表现皇后地位的正当性，之后则是为了武周政权的正当性”。　　新出现的泛阶制更能说明问题。乾封元年(666年)，唐高宗在泰山行封禅礼。武则天以这样祭天地告成功的大典排除妇女，“礼有未安”，主动提出自己“帅内外命妇奠献”，于是以皇后身份取得了继皇帝之后升禅地坛主持亚献的特别荣誉。这次封禅从驾文武仪仗提前两个月出发，数百里不绝，“东自高丽，西至波斯、乌长诸国，朝会者，各帅其属扈从，穹庐毳幕，牛羊驼马，填咽道路。”盛况空前。礼成，“文武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等，四品已下加一阶”。这也就是杜佑所说：“乾封以前未有泛阶。应入三品，皆以恩旧特拜，入五品者，多因选叙计阶，至朝散大夫以下，奏取进止。……乾封以后始有泛阶入五品、三品。”不难想见，此制一开，人人得进阶加勋，整个官僚队伍，特别是因而跃入五品、三品高官显贵行列的官员们，会以怎样感恩戴德的心情来崇拜这位大唐开国以来第一次封禅大典中最出风头的武则天。她在击败上官仪以后，借“比岁丰稔，米斗至五钱，麦、豆不列于市”的大好经济形势，立即策划筹办封禅，并在典礼上争亚献，抢角色，足见她在政治上的活跃和着意笼络人心的机智。　　作为正常仕途之一的科举制度，在唐高宗武则天共同执政的二圣时期也有重要发展。　　“永徽以前，俊、秀二科犹与进士并列；咸亨之后，凡由文学一举於有司者，竞集於进士矣”。这是科目重心的变化。　　以数量说。唐高祖迟至武德五年(622年)天下大定始开科举，每年只取进士四～七名，连秀才不足十名。唐太宗贞观年间，一般每年取进士数名至十几名，包括秀才明经诸科，平均每年取士仍不过十名。所谓“进士科……盛於贞观”之说，并不足据。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皇帝亲自策试举人九百。他和武则天统治的55年(650—704年)，据徐松《登科记考》统计，举进士逾千，平均每年20多人，比贞观年间增加一倍，从此直到唐末，进士科录取人数的平均数，大致保持在这个水平上。　　考试内容也有变化。史称：“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这是指进士科的情况。　　隋炀帝始建进士科，起初只试策问，贞观八年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主要还是试时务策，而策问大多不过泛泛而论，并不能切中时弊建策，判上下等第全看文章对仗华丽。早在贞观元年杜如晦就指出：“吏部择人，惟取言辞刀笔，不悉才行。”贞观二十二年文章浮艳名躁京邑的进士张昌龄、王公瑾等落第，连唐太宗也感到奇怪，询问原因。可见一向都是以文章取进士的。上元元年(674年)刘晓上疏：“礼部(?)取士，专用文章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舍德行而趋文艺，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建议“陛下若取士以德行为先，文艺为末，则多士雷奔，四方风动矣!”他完全在重复杜如晦的意见。按他们所说，要求取人必先有“行著州闾”的名声，难免又回到九品中正的老办法，实际上行不通了。　　所谓“永隆中始以文章取士”，是据永隆二年八月的《条流明经进士诏》，初次规定“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方能试策。当时进士科考试要过三道关，一是帖经，帖十得四为合格，是上一年才加的；二是试杂文两篇，还是文和诗赋各一；三是试时务策五道，但重在文词。诏令的意思很明白，“进士文理华赡者”，便应升甲科高第。考功员外郎刘思立认为：“明经多抄义条，进士惟诵旧策，皆亡实才。”这进士加试杂文制度，就是因他的建议而规定的，对以后的科举制度影响深远。即如《通典·选举典三》所载：“及永昌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寝以成风。”唐代文坛的空前繁盛是这一政策的直接产物。　　当然仅以文章取士的制度也有不少弊端，不过科举制特别是进士制度，是作为名义上以德行实际上以门第取人的制度的对立面出现的。学而优则仕取代凭门第入仕的制度代表了时代的进步，因此在社会上有热烈的反响，显示了新生事物的强大生命力。无论以后科场取士又怎样讲究起门第关系，出现种种复旧暗流，科举制，特别是进士制还是成为一批寒门出身的有才华的士人——当然也不排斥属于高门的子弟——跃身政治舞台的龙门。姚崇、宋璟、张九龄等名相和陈子昂、刘知几等文坛巨擘，都是这时期以科举进身的杰出人才。而武则天在唐高宗在世时，便已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造就一支有相当实力和潜力的亲信官僚队伍的初衷。　　若从唐代文坛，特别是诗坛和科场同步繁荣的事实而言，我们更要给隋唐以来——包括武则天时期——的科举取士制度一点积极的评价。　　再说北门学士。　　争取社会舆论和广大官僚阶层的同情拥戴是一个方面，作为深居后宫的皇后，虽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可以交通外廷，总还需要手里有一批得力的人替她照管全局，否则是很难代替皇帝掌握朝政的。　　在帝制政权结构中，总是存在着皇权与相权这样一对既相互依存，又相互争夺的矛盾。武则天以皇后身份参与政事，却无正当名义同他们分权，外廷更不是她能完全控制的，于是想出了广召文士入禁中修撰，组织第三权力中心的办法。这件事的紧迫性更在于以前为她争皇后位出力的那一班人，不过十来年，就因种种原因淘汰殆尽了。以如意元年(692年)追赠的“永徽中有翊赞之功”的六人而言：　　李义府，梓州永泰人，出身微族，贞观八年(634年)举进士，善属文，太宗令咏乌，他提笔而就：“何惜邓林树，不借一枝栖。”太宗喜曰：“当尽借卿全树，何止一枝也!”刘洎、马周皆称荐之，因此与长孙无忌、褚遂良辈交恶。永徽六年武后之立，义府密申协赞，事成拜相。后来因卖官鬻狱朋党争讼屡被贬责，赖武后常保护。终以泄禁中之语，长流不赦，乾封元年(666年)死于巂州(今西昌)。　　许敬宗，杭州新城人，出身侨姓士族，低于王、谢、袁、萧的第二流名门。隋末与魏征同在李密部下任记室，后入补秦府学士，资格极老，贞观末曾在定州辅佐太子监国，征辽时代岑文本掌中枢机要，但被长孙无忌等排挤不得入居相位，转而为武昭仪谋皇后位，当时在朝中宣言：“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后……”的便是他，言辞粗俗，全无礼法教养。显庆之后，久居相位，逐韩瑗、来济、褚遂良，杀梁王、长孙太尉、上官宰相，“朝廷重足事之，威宠炽灼，当时莫与比”。咸亨初致仕，时年七十九，两年后去世。　　崔义玄，贝州武城人，即清河崔氏籍贯，但按世系表，其父祖以上五代全无名位，疑此谱出自伪造。崔义玄自小熟读五经，大业末由李密处归李渊，永徽初累迁婺州(今浙江金华)刺史，镇压自称文佳皇帝的睦州(今浙江建德东)女子陈硕真起兵，以功拜御史大夫，“高宗之立皇后武氏，义玄协赞其谋，及长孙无忌等得罪，皆义玄承中旨绳之”。显庆中死于蒲州任上。　　袁公瑜，陈郡望族。永徽六年告长安令裴行俭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私议改立武昭仪为后之事，裴行俭因此外贬。显庆四年为中书舍人，时受许敬宗遣诣黔州，逼长孙无忌自缢。此后不久即因外贬流徙，不预朝政。垂拱元年(685年)殁。　　王德俭，许敬宗外甥，任中书舍人，也应是精通文词者。父、祖、曾祖三代在南朝为将军刺史，可能是南迁的琅琊王氏。

最早为李义府出谋翊戴武则天的便是他。后来事迹不详。　　侯善业，上谷人，先世无考，疑出微族。初为大理正，后官至刑部侍郎。　　以上六人，乾封后只许敬宗还在朝。永徽末支持武则天争皇后位起了关键作用的李勣，永徽四年(653年)拜正一品司空，60岁解政事。总章元年(668年)，以75岁高龄挂帅征高丽克平壤，翌年便病逝。这样，当年拥戴武则天的原班人马，到乾封年间只剩下两个不久人世的耄耋老人，没多少活动能量了。武则天从泰山封禅回来，不免踌躇满志，但她并没有陶醉在那一时的荣耀里，她现在还不能登顶告天主持封泰山的仪式，她有更高的目标，于是清醒地估量了下一步政治战略，其中很关键的一着是重新物色一批文人学士，作为自己新的亲信力量。　　这批文士被特许从北门即玄武门出入禁中，时人称之为“北门学士”。现在知名的有刘懿之、刘祎之、元万顷、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卫敬业等。　　刘懿之，常州晋陵人，士族出身，官至给事中。　　刘祎之(631—687年)，刘懿之弟，少以文藻知名，为左史时召入禁中修撰，官至宰相。　　元万顷(?—689年?)，洛阳人，元魏皇室后裔，善属文，被召入禁中修撰，官至凤阁侍郎。　　范履冰(?—689年)，怀州河内人，进士出身，召入禁中凡20余年，官至宰相。　　苗神客，沧州东光人，乾封元年幽素科及第，为左史时召入禁中修撰，官至著作郎。　　周思茂(?—688年)，贝州漳南人，少以文才知名，为右史时召入禁中修撰，官至麟台(秘书)少监。　　胡楚宾，宣州秋浦人，为右史时召入禁中修撰，官至崇贤直学士。　　卫敬业，每酒后操笔，属文敏速，被召参与武则天署名书的编撰。　　这些人，有的出身士族，有的经过科举，不拘一格，但初用时，多是记言的左史、记行的右史或著作郎。唐高宗改起居郎和起居舍人为左、右史，事在龙朔二年(662年)至咸亨元年(670年)之间，所以北门学士之初设应是乾封(666年—668年)前后之事，《资治通鉴》系于上元二年不确。　　这些文章高手被“以修撰为名”召入禁中后，也确实写成了一批署武则天名的著作，如《列女传》、《臣轨》二卷、《百僚新诫》五卷、《少阳正范》三十卷、《青宫纪要》三十卷、《列藩正论》三十卷、《维城典训》二卷、《训记杂载》十卷等。多数是对太子以下各等臣民制定行为规范的儒家说教，作为先此颁行的《唐律》的补充；也有涉及文艺科技的《乐书》、《兆人本业》。《兆人本业》在唐代作为指导生产的农政经典长期使用，贞元六年(790年)“中和节，始令百官进太后所撰《兆人本业记》三卷”。“太和二年(828年)二月，宰臣李绛进则天太后删定《兆人本业记》三卷，宜令诸州刺史写本，散配乡村”。可惜此书和《乐书》都早已不传，仅存的希望是将来从打开的乾陵里出土。　　开馆延揽学士论学著述，历来是有政治色彩的举动。唐初就有过李世民的秦王府文学馆和李泰的魏王府文学馆。秦王府文学馆聚集了一代贞观名臣，而李泰和太子承乾争位失败，文学馆亦废。北门学士是又一代风流，倚武则天这时的权位，他们已直接干预国事，“朝廷疑议及百司表疏，皆密令万顷等参决，以分宰相之权”。　　此后20余年中，武则天不仅在皇后位上坐得稳稳当当，高宗死后又临朝称制，并逐步造成改唐为周的形势，这北门学士智囊班子为她造舆论定主意是出过不少力的，多数被擢升为三四品高官。如周思茂、范履冰“最蒙亲遇，至于政治损益，多参预焉”。特别是刘祎之，嗣圣元年(684年)武则天临朝时，在废中宗立睿宗的事变中十分得力，擢为宰相，“时军国多事，所有诏敕，独出祎之，构思敏速，皆可立待”。他又能“推善于君，引过在己”，所以“甚见亲委”，“祎之我所引用”，武则天把他看作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这批人一直用到称帝前才换马。当然那时武则天总揽朝纲，用人众多，远远不止于这些北门学士了。　　“建言十二事”是上元元年(674年)武则天称天后以后四个月上书的12条意见，内容为：　　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　　自乾封元年封禅以后，国内经济形势一度逆转，连年冬无雪，水旱虫雹灾害引起局部饥荒，京畿关中尤甚，紧急转运太原仓和江南租米赈救，所以建言劝农桑，薄赋徭，给复三辅地，并禁浮巧，省力役。　　那些年四方用兵，东征高丽、新罗，南击叛蛮，西战吐蕃，薛仁贵大败于大非川，罢安西四镇。穷於应付，所以建言息兵。　　当年追复长孙无忌官爵，许其归葬昭陵，这是广言路、杜谗口的一种姿态。　　“请王公百僚皆习《老子》，每岁明经一准《孝经》、《论语》例试於有司”。表示尊礼奉为李唐先祖的老子李聃。这被认为是这时的武则天并没有纂唐想法的明证。　　父在为母服丧三年，有意提高妇女地位。她在表中称：“夫礼，缘人情而立制，因时事而为范，变古者未必是，循旧者不足多也。至如父在，为母止服一期，虽心丧三年，服由尊降，窃谓子之于母，慈养特深，生养劳瘁，恩斯极矣。所以禽兽之情，犹知其母，三年在怀，理宜崇报。若父在为母止一期，尊父之敬虽同，报母之慈有缺。且齐斩之制，足为差减，更令周以一期，恐伤人子之志。今请父在为母终三年之服。”以前都按《仪礼》和《礼记·丧服》的规定：“父在为母齐衰期”，即一年丧。增为三年，提高了母亲——妇女的地位。时间上与为父亲服丧的期限一致了。但所穿丧服齐衰裳，所用粗麻布比斩衰裳的布稍细，衣边又经缉齐，服轻於更粗制的斩衰裳。原因是“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既然父尊还在，为亡母只能服次于斩衰裳的第二等丧服，这是武则天也无能为力的了。　　唐高宗诏准武后的这一请求，她本人临朝时又将此编入《垂拱格》。后来又被纳入《开元礼》，“子为母”条有“齐缞三年正服”，开元二十年，“萧嵩与学士改修五礼，又议请依上元元年敕，父在为母齐衰三年为定。及颁礼，乃一切依行焉。”虽然武则天倡导的这一改制曾备受指责，“开元五年，右补阙卢履冰上言：‘准礼，父在为母一周除灵，三年心丧。则天皇后请同父没之服，三年然始除灵，虽则权行，有紊彝典。’”他还把此事与武则天篡政联系起来：“原夫上元肇年，则天已潜秉政，将图僭篡，预自崇先。请升慈爱之丧，以抗尊严之礼。”争论结果，因武则天这一改制已深入人心，依旧执行。　　第十条慰抚被破赐夺勋而生怨恨的勋官，第十一条增加京官俸禄，第十二条提拔有才能的百官，着意笼络官僚队伍。仪凤元年(676年)经她奏请而停罢“群臣纳半俸、百姓计口钱以赡边兵”的权宜办法。这和所下的《访孝悌德行诏》，可视为这一建言精神的贯彻，专门从关陇以外的“山东、江左”选择人物，更意味深长。　　很明显，建言十二事涉及国家经济、军事、社会、政治许多方面，具有政纲性质的号召力，史称“帝皆下诏略施行之”。限於保留下来的资料不多，难于更具体地估量武则天所上这些意见的影响，但也足已可见这位“权侔人主”的天后已经全心力地在张罗国事了。　　约略回顾一下自显庆四五年武则天以皇后、天后身份参政以来，修订《姓氏录》、扩充官僚队伍、组织北门学士、建言十二事……从提高武姓本家和在职群臣的社会地位，扩大亲信队伍，培植核心班子到抛出政治纲领，很有章法地行事，逐步发展了自己的实力和影响，事情做得扎实稳当不急不躁，充分体现出一个大政治家的心计。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她能做稳惟一的女皇帝，成功的奥秘正是在这些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