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朝代更迭之际，瘟疫灾祸连连，百姓困顿体弱。人参恰能大补元气,拯危救脱,是治虚劳第一要品, 因与时弊对症，当时大病小病用上人参多能收到奇效，人参借机走上神坛成为“神药”。

人参在《红楼梦》中从人参养荣丸开始贯穿全书，已经是超越一味药材的存在，贾府的兴衰变换和众生的人生跌宕都蕴含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可以从人参的相关描述中看出《红楼梦》的创作时间。

书中第七十七回说道：开了丸药方子来配调经养荣丸。因用上等人参二两，王夫人命人取时，翻寻了半日，只向小匣内寻了几枝簪挺粗细的。王夫人看了嫌不好，

…………

王夫人没法，只得亲身过来请问贾母。贾母忙命鸳鸯取出当日所馀的来，竟还有一大包，皆有手指头粗细的，遂称二两与王夫人。

…………

一时，周瑞家的又拿了进来说：“这几包都各包好记上名字了。但这一包人参固然是上好的，如今就连三十换也不能得这样的了，但年代太陈了。

第七十七回的这段文字尽显贾府衰败之像，当然我们能从中获取的信息却不仅如此。此时的人参就是现在的野山参，是指真正来自野外山林，种子由鸟兽风水所播，周围有乔、灌、草、藤植物相伴，自然生长既不被人为移动，又不经过任何人工管理自然生长的人参。野山参主体长4-6厘米，最长不超过10厘米，中部直径0.5-2.5厘米，百年参王也就重三十克左右。人参有一个特点，就是一经移动，生长就会加快，松过土、移栽过的人参会疯长，分量急剧加重，所以现在的移山参或园参个头都较大。

按清初宫廷对人参等级分类可以分为：大枝，特等参，头等参，二等参，三等参，四等参，五等参，芦须，渣沫，参叶，参籽，参膏等。手指头粗细大概直径2厘米左右。2厘米左右的山参应属特等或上好的头等，也只有这样等级的山参才能值得贾府这样世家收藏多年。

“这一包人参固然是上好的，如今就连三十换也不能得这样的了”这句话有两重意思。一是表示三十两银子都买不到一两这样上好的头等人参。二是当时三十两银子一般的头等人参还是能买到。“换”等同于计价单位，即每两的价格，与“叫他把未作的原枝好参兑二两来”中的“兑”用法相同，均表示人参的价值不能用钱来衡量的。与请一炷香和匀一件古玩中的“请”“匀”等一样，都是民间约定俗成的说法，蕴藏着深厚的人文内涵。

可见书中的“三十换”是头等参的价格，而许多学者将“三十换”当成四五等普通参的价格是不准确的。那么这样的人参价格属于清朝什么时期呢？

赵翼写的人参诗序：

伟儿久病，需用参剂，市价甚贵，白金三百两易一两，尚不得佳者。曩阅国史，我朝初以参贸高丽，定价十两一斤。丽人诡称明朝不售，以九折给价。而我朝捕获偷掘参者皆明人，以是知丽人之诈，起兵征服之。迨定鼎中原，售者多，其价稍贵，然考查悔余壬辰、甲午两岁俱有谢揆恺、功惠参诗。一云“一两黄参直五千”，一云“十金易一两”，皆康熙五十年后事也。其时参价不过如此。乾隆十五年，余以五经应京兆试，恐精力不支，以白金一两六钱易参一钱。二十八年，余病服参，高者三十二换，次亦仅二十五换，时已苦其难买。以今较之，更增十余倍矣。市值愈贵，购之益艰，诗以志慨。

乾隆十五年，赵翼到京城应试，怕精力不支，以一两六钱银子一钱的价格购人参。到了乾隆二十八年，赵翼因病服参，当时普通参价高到三十二两银子才能换一两，次等普通参也要二十五两银子。按照头等参价格是普通参两到三倍计算，从乾隆十五年到乾隆二十八年，头等参单价大概从五十两银子每两涨到九十两银子每两。所以乾隆十五年以后的价格远高于《红楼梦》中头等参的价格，《红楼梦》的创作时间也就远远早与乾隆十五年。

何以见得头等参价格是普通参两到三倍呢？《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 之二百五十九《 内务府总管来保奏三织造售参价银比历年均少摺》

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六日

案据奏事双全、员外郎张文彬、三等侍卫觉罗扎克三交出织造郎中孙文成等具奏卖人参摺一件，传旨：人参在南省售卖价钱为何如此贱？早年售价如何？著问内务府总管。钦此钦遵。

查康熙五十三年，交祟文门关监督尚志杰售卖之二等参，每斤银七十二两；上等普通参，每斤银六十四两；普通参，每斤银四十八两；次参，每斤银三十二两；芦须，每斤银七两。康熙五十四年，交崇文门关监督尚志杰售卖之头等参，每斤银八十二两；二等参，每斤银五十八两；上等普通参，每斤银四十八两；普通参，每斤银三十二两；芦须，每斤银七两。康熙五十五年，交崇文门关监督尚志杰售卖之头等参，每斤银五十九两；二等参，每斤银四十六两；上等普通参，每斤银三十七两；普通参，每斤银三十一两；次参，每斤银二十两五钱；芦须，每斤银二两四钱。康熙五十七年，交三织造曹（兆页頫）、孙文成、李煦等售卖之头等参，每斤银六十一两二钱；二等参，每斤银四十九两二钱；上等普通参，每斤银三十七两二钱；普通参，每斤银二十九两二钱；次参，每斤银十七两二钱；芦须，每斤银一两八钱。康熙六十一年，由内务府派官售卖之上等普通参，每斤银六十两；普通参，每斤银四十两；次参，每斤银十八两；芦须，每斤银四两八钱。从这些售价看来，三织造售参之价，比五十三年、五十四年、六十一年均少。等因缮片。

内务府总管来保、李延禧，协办内务府事务．郎中萨哈连，交奏事双全、员外郎张文彬、三等侍卫扎克三转奏。

由太监刘玉、张玉柱传旨：人参在京时人皆争购，南省价贵，且系彼等取去後陆续出售者，理应比此地多得价银。看来反而比此地少者，显有隐瞒情形。此等事尔等理应先行查出参奏，今当朕询问时，始将缘由奏出。凡事交付尔等後，只是怕多说，招人怨恨，此後若仍如此，遇事不查出参奏，只等朕降旨，朕断不容许也。著将此明白查奏。钦此。

从这份奏折中可以计算出头等参价格是普通参的两到三倍。但是奏折中的单价却不能当做市场价。一是奏折中的价格为内务府批发价，几经转手后的市场价与之相去甚远。二是当时内务府官员营私舞弊，上交内务府的价格远低于实际贩卖给参商的价格，所以才有以上要求查办曹李两家的折子。三是“南省价贵”，南方售价要高于北方，一般要高两到四倍。

康熙五十三年人参的市场价是多少呢？清代诗人查悔余在康熙五十三年的有诗云“十金易一两”，即十两银子买一两人参，这才是人参的市场价格。查慎行诗中写的人参肯定是普通参价，三等以上人参主要供宫廷使用，每年市场上量极少，市场上能买到的绝大部分是四五等参，一般人家入药肯定是用普通参，所以这里就不赘述论证了。按头等参价格一般在普通参三倍以上计算，康熙五十三年头等参的价格恰恰在三十两银子每两左右。

查悔余（1650年～1727年）浙江海宁袁花人。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康熙帝东巡，因大学士陈廷敬等推荐，诏随入都，入直南书房。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乞休归里。可见查悔余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生活在江南，康熙五十三年居于浙江海宁，他诗中反映的正是江浙一带人参市场价。清入关定都北京之后，社会逐渐稳定，以及清朝上层社会对奢侈滋补品的消费就没明朝那么强烈，参价稳定，所以康熙五十三年的参价基本代表康熙年间的整体水平。

然而就是在康熙末年，因为国内市场的复苏和日本、西洋等海外市场也出现对人参的需求，人参价格开始逐年升高。从雍正、乾隆两朝开始，又因为人参资源枯竭，已经到了一参难求的地步，参价急剧攀升。在乾隆三十六年和嘉庆三年之间，因为自然生长的人参资源趋近枯竭，逐渐开始尝试人工种植人参，这种人工种植的人参叫“秧参”。乾隆年间求购足色足型的头等人参逐渐成了奢望，能买到人参已经是很难得的事，市值愈贵，购之益艰。所以张翼才“诗以志慨”。

所以说“三十换”是《红楼梦》创作于清朝康熙年间的信标。有趣的是现存红楼梦版本之中，仅列藏本中“三十换”变成“八十换”，其余版本均是“三十换”。列藏本是离《红楼梦》成书时间较近的一个版本，约是在乾隆年间抄成，根据前文分析这个时期的头等参价格正是“八十换”左右。“三”与“八”字形差别较大，不会是误抄，抄书人肯定是觉得“三十换”有悖于时价，与文中表达的意思不符，故顺手改之，这也从侧面说明《红楼梦》不是创作于乾隆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