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头条作者:思庐哲学

马克思、尼采与弗洛伊德，这三位表面上相互排斥的大师支配了怀疑学派。表明他们对一种神圣现象学的共同反对要比表明他们在一种去神秘化方法内部的相互联系更加容易，而这种神圣现象学被人们理解成“揭示”意义的准备工作。不难注意到，这三个伟人共同反对我们在对神圣的呈现中“对象”的优先地位，也反对通过一种存在类比而充实地神圣意象，而这种存在类比通过一种同化的意象能力将我们嫁接于存在之上。我们也容易承认，这都是以三种不同的方式进行怀疑：“作为谎言的真理”，乃是消极的标题，人们可以将这三种怀疑方式的运用置于这个标题之下。但我们还远未吸收这三位思想家的工作的积极意义。我们过于注意它们的不同，我们对他们的时代偏见加之于他们追随者的限制更甚于这些偏见加之于他们自己的种种限制。因此马克思主义被贬为经济主义，并被贬为愚蠢的意识反映理论。尼采被引向一种生物主义和透视主义，他无法不自相矛盾地说明自己；弗洛伊德被局限在精神病学中，并且被披上一种过于简单的泛性主义的面纱。

假如我们追溯到他们的共同的意向，我们就会从中发现他们首先把整个意识看成“虚假”意识的决定。它们因此以各自的方法重新采纳了笛卡尔的怀疑的问题，并使之达到了笛卡尔主义堡垒的核心。属于笛卡尔学派的那位哲学家知道，事物是可疑的，他们不是像它们显现的那样。但他并不怀疑意识就是它自我显现的那个样子；在意识中，意义和对意义的意识相重合；自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以来，这一点也是可疑的。在怀疑事物后，我们已经开始怀疑意识。

但这三位怀疑大师不应被误解为怀疑主义的大师。他们确实是三位重要的“破坏者”。然而这件事本身不应将我们引入歧途；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说，破坏是全新建设的一个环节，按照尼采的说法，就宗教是一种“民众的柏拉图主义”而言，这里的破坏也包含宗教的破坏。正是超越了“破坏”，思想、理性，甚至信仰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才被提了出来。

然而，三位大师不仅通过一种“破坏性”的批判，而且通过一种解释艺术的发明，为一种更真实的话语，为真理的新领域，扫清了视域。笛卡尔通过意识的自明性战胜了对事物的怀疑；他们通过对意义的阐发战胜了对意识的怀疑。从他们开始，理解就成了一种解释：从此以后，寻找意义，就不再是拼读意义的意识，而是辨读意义的表达。因此需要面对的，不仅是三重的怀疑，而且是三重的计谋。如果意识不是像它自认为的那样，那么在外显的东西与潜在的东西之间建立的关系是相对应的。对于三位大师来说，意识的根本范畴是掩饰-显示的关系，或者如果喜欢的话，是伪装-表达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者们醉心于“反映”论，尼采在宣讲关于权力意志的“透视主义”教义时自相矛盾，弗洛伊德以他的“审查”、“门阀”和“伪装”来制造神话——然而，重要的不在于这些不便和困境。重要的在于，这三位大师，以现有条件，即，既承袭又反对他们时代的偏见，创造了一种关于意义的间接科学，而这种意义无法还原成意义的直接意识。这三人在不同的道路上共同努力的东西，就是使他们辨读的“有意识”的方法与“无意识”的编码工作吻合起来，他们将这种无疑是工作归于权力意志，社会存在，无意识的心理。计谋将遇见双倍计谋。

因此将马克思、弗洛伊德和尼采区分开的，既是关于“虚假”意识过程的一般前提又是关于辨读方法的一般前提。既然怀疑的人在相反意义上执行了诡计之人的作伪工作，那么，两者相辅相成。弗洛伊德通过梦和神经官能症的双重通道进入虚假意识问题；他的工作前提包含了与他的攻击角度相同的限制，正如我们以后充分指出的那样，那将是一种关于本能的经济学。马克思在经济异化的限度内解决意识形态问题，这种异化是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异化。尼采，围绕着“价值”问题——评估价值和重估价值——从权力意志的“力量”和“脆弱”方面寻找打开谎言和伪装之门的钥匙。

实际上，尼采意义上的《道德谱系学》，马克思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理论，弗洛伊德意义上的理想和幻想理论，代表了去神秘化的三个汇合在一起的步骤。

或许还有某种东西更能表明他们的共同之处，他们暗中的相似更多；这三人都是从对意识幻想的怀疑开始，随后继续采用辨读的计谋；所有三人，远不是“意识”的破坏者，他们旨在扩展“意识”。马克思需要的，是通过对于必然性的认识而解放实践；但这种解放是与意识的洞见分不开的，这种洞见胜利地反击了虚假意识的愚弄。尼采需要的，是人类强力的增长，是力量的恢复；但权力意志的意义应该通过沉思“超人”、“永恒轮回”、“狄奥尼索斯”这类密码加以恢复，没有这些密码，这个强力就只是世俗的暴力。弗洛伊德需要的东西，是被分析者，通过把他感到陌生的意义变成自己的东西，扩大他的意识的范围，生活得更好，最后能更加自由，并且可能的话，也更为幸福。给予精神分析最早的尊重之一就是谈论“按照意识而痊愈”。只要说精神分析旨在用现实性原则教导的间接意识代替一种直接的和掩饰性的意识，这个词就是确切的。因此，将自我描绘成一个“可怜人”的相同怀疑者（这位可怜人服从于三位主人：原我，超我，和现实性或必然性），也是重新发现无逻辑王国的逻辑的注视者，他以一种无与伦比的谦虚和审慎，以柔和不倦的声音，敢于通过诉求逻各斯神来为他的论文《一个幻想的未来》作总结，这个神不是全能的，但是长期有效。

这个对弗洛伊德的“现实性原则”，以及对尼采和马克思的对等物（马克思被理解的必然性，尼采的永恒轮回）的最后参照，导致被一种还原的和破坏性的解释所要求的苦行有了积极的益处：与赤裸裸的现实的对抗，与阿南刻对抗、即与必然性的规训对抗。

我们的三位怀疑大师在发现他们的积极汇合时，对神圣现象学和作为意义回忆及存在回忆的全部解释学表达了最彻底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