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自言，其著《史记》，“罔罗天下放失旧闻”，“拾遗补艺……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建立在对文献资料进行谨慎辨析基础之上的。我们知道，历史文献资料浩如烟海，非常丰富，既有进入狭义历史时代之后的确实文字文献，也有漫长传说时代留下的口耳相传、未经整理记录的神话传说。考古发现的与人类社会直接相关的文化遗址、墓葬、生产工具及劳动产品，甚至还有生产力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对河流、森林等自然环境的改造痕迹等客观证据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印证了口耳相传的远古传说在剥离朴素想象力的加工和宗教神权思想外壳之后蕴含的丰富史料内核。（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在历史研究中，这些同样是重要的佐证材料。

秦始皇实行严厉的文化钳制政策，下令禁止“私学”，取缔“党与”，“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并于咸阳坑杀460多位“以古非今”的儒生和方术之士（《史记·秦本纪》），使得中国古代的学术活动出现了短暂的沉寂。汉朝建立后，废除了“挟书”之律，而且在汉武帝时期还“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同时，又“以经术缘饰吏事”（《汉书·循吏传》），表现出对学术活动的极大重视。史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史记·太史公自序》）面对如此丰富的文献资料，尤其是众说纷纭的古史传说，应该如何取舍？司马迁以“好学深思，心知其义”的治史态度，对文献资料进行了认真辨析。

一、以不同的文献记载相互印证、辨析，“择其言尤雅者”。对于“五帝”“三代”之时的历史，“《尚书》独载尧以来”（《史记·五帝本纪》），《诗》载禹以来，老子、庄子始叙神农、黄帝事。至秦、汉，黄帝经过方术之士的附会、神化，日益变得离奇、荒诞不经。而有些可靠的历史传说，因非所谓的“正经”、非圣人之言，“儒者或不传”。对此，司马迁在撰述《史记》之时，进行了一番认真地辨析，他以《五帝德》《帝系姓》中的一些有关材料，与《春秋》《国语》相对照，而以《五帝德》《帝系姓》为基础撰写黄帝之事，并剔除了其中一些荒诞无稽的说法。如：对黄帝的记载，在司马迁之前的历史典籍中，有多种不同的记载。《五帝德》云：“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令，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三百年乎？’孔子答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又说：“（黄帝）乘龙扆云，以顺天地之纪。”而司马迁于《史记·五帝本纪》中摒弃了其中荒诞的说法，只记“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周本纪》）。对于黄帝之死，《五帝本纪》中仅记：“黄帝崩，葬桥山。”由此可见，司马迁排除了汉代方术飞升上天、长生不老的传说，对待文献的态度是非常审慎的。

二、疑则传疑、实事求是的文献辨析态度。司马迁对于那些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自己又不能定夺的记载，采取了“疑则传疑”的做法。他说：“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谱》《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史记·三代世表》）也就是说，司马迁认识到殷代以前社会发展的历史，一方面，由于年代久远，史事既无年代，又“多阙，不可录”；另一方面，各种记载又“咸不同，乖异”，不可能像其他的“表”那样，详“纪元年，正时日月”。但这些古史传说又不是毫无意义的，为了在更长的时间维度上反映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大势，司马迁被迫以“疑则传疑”的方式，舍《年表》而作《世表》。这反映了司马迁在对待文献资料方面客观、求实的谨慎态度。

这种“疑则传疑”的态度，在《史记》中还有多处表现。如：在先商文明史上，对于殷商民族的起点问题，司马迁既记载了殷契无父而生的感应传说，“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史记·殷本纪》）。同时又记载了殷先祖的父系血缘系统，“黄帝生玄嚣，玄嚣生蟜极，蟜极生高辛，高辛生契，契为殷祖”，“张夫子问禇先生曰：《诗》言契、后稷皆无父而生，今按诸传记咸言有父，父皆黄帝子也”，“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后稷有父名高辛。高辛，黄帝曾孙”（《史记·三代世表》）。这分明是在说契是有父亲的。在看似矛盾的记载中，一方面体现了司马迁对待史料“信以传信，疑则传疑”的客观态度；另一方面也正好说明了远古传说材料的复杂性。

三、表里相资的文献辨析方法。由于司马迁深深地认识到远古传说所反映的远古社会因为“古今路阻，视听壤隔”，其真伪性很难辨别，所以他以远古传说为基本线索，亲历其地采访史事，于寻常行处摄取书契以外的有用材料，“表里相资”，这对于他草创《史记》这一鸿篇巨制的史书起了巨大作用。《史记》中多处记载了他广泛进行社会调查、收集资料的情况。如：在《太史公自序》中云：“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司马迁的社会考察，是怀着考证文献、传闻的目的进行的。要总结学术史上的经验教训，就要了解学者的社会生活环境、生平事迹。如：他读孔子的书，想正确了解孔子的生平，就专程去了孔子的家乡考察，行“观孔子之遗风”。同样，要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就要对社会历史有足够的感性认识，并使这种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恰当地结合起来。如：为了了解秦使蒙恬筑长城、通直道的情况，以及秦朝灭亡是否与修筑长城有关，司马迁就亲自沿着长城、直道走了一趟，从而对秦“轻百姓之力”的行为，有了清醒的认识。

司马迁对历史文献和传闻等进行了深入地比较和研究，不仅研究其资料，也研究其思想内容。在核定真伪、评定优劣的基础上，就自然形成了他自己的史学方法论，形成了他的有关文献资料取舍的原则、标准，并进而形成了他自己的史料学理论。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引刘向、扬雄之言，赞扬《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这样的评价是同司马迁在文献学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密不可分的。

（作者：吕晴，系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